我和三妹兆和都是1927年，作为第一批女生走进中国公学预科的。这时候三妹十七岁、我十八岁。
我和三妹不但同时进中国公学，还在她三岁我四岁同时（1913）在上海同一天开蒙认方块字，念“人之初”。四年后（1917）搬家去苏州，同在家塾里，同在一个桌子上念《孟子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文选》和杂七八拉的五四运动的作品。我们三个女学生（大姐元和、我、三妹兆和）很阔气，有三位老师：一位道貌岸然于先生专教古文，另一位王孟鸾老师教白话文也教文言文。有一位吴天然女教师，是教我们跳舞、唱歌的。在《三叶集》（叶圣陶的子女写的集子）好像提到过她。又四年（1921）我和三妹又同时进入苏州女子职业中学。读了一年，我们又同时留级，因为除中文课程外，其他课程都不及格。我们两姐妹是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的患难姐妹。
三妹比我用功，她定定心在中国公学读完了大学，以优异成绩毕业。我却先后读了三个大学：在中国公学两年，一年预科，一年“新鲜生”。就转学光华大学，也是第一批招收女生的大学。“一·二八”战争，苏州到上海火车不通，我坐轮船到杭州之江大学借读了一学期。最后，又回到光华大学带方帽子的。
我家三妹功课好，运动也不差，在中国公学是女子全能运动第一名。可在上海女大学生运动会上，她参加的五百米短跑是最后一名。
中国公学的老校长何鲁，忽然下了台，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是什么缘故。接任校长是五四运动赫赫有名的胡适之先生，他早年曾在中国公学念过书，他聘请了几位新潮流的教员，其中有一位就是沈从文。三妹选了他的课，三妹下了第一堂沈从文先生的课，回到女生宿舍，谈到这位老师上课堂讲不出话来挺有趣。听说沈从文是大兵出身，我们也拜读过他几篇小说，是胡适之校长找来的人一定不错，可我们并不觉得他是可尊敬的老师，不过是会写写白话文小说的青年人而已。
别瞧三妹年纪小，给她写情书的人可不少。她倒不撕这些“纸短情长”的信，一律保存，还编上号。这些编号的信，保存在三妹好友潘家延处，家延死后，下落何处，不得而知。
有一天，三妹忽然接到一封薄薄的信。拆开来看，才知道是沈从文老师的信。第一句话：“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？”当然，三妹没有复信。接着第二封、第三封信，要是从邮局寄信，都得超重。据三妹说，原封不退回。第四封以后的信，没听见三妹说什么，我们也不便过问，但是知道三妹没有复信，可能保存得相当周密。
我转学到上海大西路光华大学（1929），这以后，沈从文究竟给三妹多少封信，我当姐姐的不好过问。是不是三妹专为沈从文编过特殊的号，这也是秘密。
大概信写得太多、太长、太那个。三妹认为老师不该写这样失礼的信，发疯的信，三妹受不了。忽然有一天，三妹找到我，对我说：“我刚从胡适之校长家里回来。”我问她：“去做什么？”她说：“我跟校长说，沈老师给我写这些信可不好！”校长笑笑回答：“有什么不好！我和你爸爸都是安徽同乡，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。”三妹急红了脸：“不要讲！”校长很郑重对这位女学生说：“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！”三妹脱口而出：“我顽固地不爱他！”以上是三妹亲口跟我讲的话，我记得一清二楚，可是我们两姐妹都有了孙女时，偶尔谈到“顽固的”、“爱他”和“不爱他”时，三妹矢口否认跟我说过这些话。
光阴如箭，这箭是火箭，人过了二十五岁后，觉得日子过得比过去快上一倍，你有这样感觉吗？一下子，半个世纪过去了。
在这半个世纪中，我和三妹同年（1933）结婚，我嫁周耀平（现名周有光），她嫁沈从文；我和三妹同年生儿子，我的儿子叫晓平，她的儿子叫龙朱。卢沟桥事变，我们两家分开。她老沈家住云南呈贡，我老周家在四川飘流，从成都到重庆，溯江而上到岷江，先后搬家三十次以上。
日本投降后（1946），张家十姐弟才在上海大聚会，照了十家欢。这以后又各奔前程。从此天南地北、生离死别，再也聚不到一起了。一直到1956年，有三家定居北京，那就是三妹、三弟定和跟我三家。算是欢欢喜喜、常来常往过日子。十年后（1966），猛不丁的来了个“文化大革命”，这下子三家人又都妻离子散。有一次，我进城到东堂子胡同看望沈二哥。那是1969年初冬，他一人生活，怪可怜的。屋子里乱得吓人，简直无处下脚。书和衣服杂物堆在桌子上、椅子上、床上……到处灰蒙蒙的。我问他：“沈二哥，为什么这样乱？”他说：“我就要下放啦！我在理东西。”可他双手插在口袋里，并没有动手理东西，他站在床边，我也找不到一张可坐的椅子，只得站在桌子边。我说：“下放！？我能帮忙？”沈二哥摇摇头。我想既帮不了忙，我就回身想走。沈二哥说：“莫走，二姐，你看！”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，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，“这是三姐（他也尊称我三妹为“三姐”）给我的第一封信。”他把信举起来，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。我说：“我能看看吗？”沈二哥把信放下来。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，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，并没有给我。又把信塞在口袋里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。我想，我真傻，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，我正望着他好笑。忽然沈二哥说：“三姐的第一封信——第一封。”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，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。我站在那儿倒有点手足无措了。我悄悄地走了，让他沉浸、陶醉在那春天的“甜涩”中吧！
（摘自《百年国士》之四，王大鹏选编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2月出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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